2020年上半年电站开发“三巨头”分羹印度逾650MW光伏电站项目

从法本体论的角度看，法律原则是居于法律体系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中介，它既发挥着联系、沟通的作用，也发挥着隔离、屏障的作用。

现有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各种解释原则、规则和方法，对法律陷阱、法律漏洞都有一些反制措施。法律解释规则是对法律解释原则的细化。

然而，在我们的主流思维和自觉意识中，法律和法治确实已经很软了，软到了已经难以构成实力的地步。法律人根本就没有穷尽现有法律的功用，只是在简单的法律与事实对比中，发现了法律的不足，或模糊、或漏洞、或难以和案件吻合。这就使得在法治建设中缺少法治方式的支持。从大的方面看，法律规则是行为规则，而法律解释的规则是思维规则[41]前引[18]，第317—318页。

因此当前要做的，是尽快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辩证法也属于一种对世界认识的简约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法治建设。在法律还没有权威的时候开始把能动司法作为理念。

这成了法治建设的障碍性因素。从法律解释的过程看，法律解释规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法律解释技巧的凝练。法治思维规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则展开的思考，法律规则是法律人思考的依据，包括关于法律的解释规则、修辞规则、论证规则、论辩规则、发现规则、推理规则。人类社会的早期不是没有纷争，而对于纷争除了靠实力解决外，似乎没有好的办法。

各种各样基于实质的理由，随时可以挑战法律的权威。为了在理论上和实现方法上进一步证成法治，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融贯思想支配下的论证、论辩、修辞等方法，以增大法律判断的说理成分，来达致可接受的法律。

在这种整体辩证的理论支配下，包含意识形态内容的经验始终左右着法律人的思维，以至于我们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始终难以进入对思维规则的运用研究。这些经验是活的法律的组成部分，但是切记，运用法律技巧以衍生法律智慧，首先是对法律规则和法律解释规则熟练掌握，即所谓熟能生巧。这不仅是因为法治的基本要求不等于法治的现实，更主要的是因为那时我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无法可依的问题尚未解决，更难言依法办事。然而，这种研究并没有满足法治建设以及实务法律人对法律方法论的需求。

但从总体上看，科学所倡导的实证精神以及精细缜密的逻辑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人文思想中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传统的整体思维、辩证思想依然支配人们的决策与行为。技巧告诉法官应该采取一种谦逊的姿态，选择受规则约束的，相对机械的决策方式，仅仅运用少数的解释方法，而且在法律文本不明确或不具体时，尊重立法或行政机关的理解。规则变成了法律，就成了制度性的。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核心价值观、信仰、道德等，但主要靠尊重规则的形式法治。

或者换句话说，后现代法学等所批判的分析性文化的缺点，恰恰用的是整体性文化的优点，所以我们很难接受分析性文化，但却很容易接受融贯论的实质法治理论。法律解释规则对严格形式法治的推理形式来说是一种解毒剂，可以缓解法律的严格、缓解法律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就是所谓法律解释的经济原则。法律思维的规则没有成为法治思维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与法治相匹配的思维规则难以主导法律的运用。

自私有意插花，利他则是无心插柳。[23]细节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对法律推理、解释、论证、修辞规则的细化研究。由于辩证法在人们的思维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奠基于形式逻辑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得不到人们的认同。法律解释方法很多，但不能随便使用，根据法治的原则要求以及法律人长期的司法经验，学者们对其进行了位序排列，其核心意义在于确定哪种解释方法或者解释规则优先适用。法律解释规则构成了法律解释学的核心，是一种带有规范功能的理论。[39]法律解释规则是带有规范效应的思维向导。

最近几年美国的一些法学家，对于什么是解释、法律解释投入了不少的精力，[22]但成果还不是十分显著。完全由选民支配的政府，在法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是不合时宜的。

因为从辩证的角度人们不会直接否定法治，只是在法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统一中消解了法治的绝对性或者说法治的核心意义。有人认为，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

法律发现的顺序基本是按照法治的要求来排列的。虽然法治是以简单的规则和程序调整社会，但简单的规则与程序的运用是复杂的，对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呼吁实质法治的学者忽视的问题是：在我国文化思想中规则意识很差，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规则和法治思维规则不尊重，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过于灵活，常此以往，对于执政党的统治、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国家长治久安非常不利。[19]参见《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1年第48期。这两种姿态和方法迎合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思路。为了维护法治只能是对一些解释方法优先使用，但这些优先使用的规则，也可能会因为对法治有不同的理解而出现不同的优位。

把法治意识形态化也是法理学者的责任，但不能把形式法治绝对化。第三，各种解释方法对于发现文本的可能文义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但随着西方法律解释技术的大量传入，以及十八大报告中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改革，化解社会矛盾的提出，法治意识形态会有一定程度的转变，法治走向细腻已经成为趋势。然而，即使是不作根本的区分，在语义和语用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虽然这些规则来自经验的惯习，但是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持，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将会大大减弱。所以，狭义的法律解释规则在制度上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是法律人在解释活动中选择使用的规则。

[17]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501页。这是改造辩证思维或者混沌思维的基础性工作。中国文化对法律意义的整体性稀释使得我们的法治建设似乎不像是法治，更像是对法治的解构。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技巧，只有知识和经验的累积。

笔者认为，法律方法论并不完全是为直接指导司法实践而进行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为提升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能力而展开的关于法律思维规则的训练。在我国，不重视法治是一种文化思维的惯性。

但是，在中国权力还没有进入笼子，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甚至可以说在没有迈开步伐的时候也跟着西方呼吁实质法治，这就是思维方式的错位。法律思维规则和法律规则比较，它们具有灵活性，没有约束力，实际上只是对法规、契约和其他文件里的短语和措辞的真实含义提供指导。

诸如法律发现的概念、法律解释的原则、价值衡量或利益衡量条件、法律推理的意义、法律解释的分类、法律论证、漏洞补充的概念、分类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各种法律方法间的关系等等。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对法律采取什么思维方式，会影响到一个社会政治思维的结构以及法律所能支配的范围。